孙犁散文集,生命在于静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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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初五,四面又响起了烟花爆竹声。这年应该算过完了吧,那个据说是“怪物”的年先生该走了吧。其实“年”就是收获的意思,无知者非要附会成什么怪物,正如把“饺子”胡说成什么“交子”,还说是历史系教授告诉大家的,还春节晚会上散布这种歪理邪说,这个国家真是斯文扫地了。今天看了西蒙诺夫的《最后一个夏天》,写1944年的白俄罗斯战役。伟大的苏联人民,伟大的苏联文学。读了《当代文坛》06年1期上陈晓明的文章,指出现在是“后革命时期”的开始,很有见地。陶东风的文章《文学活动的去精英化与无聊感的蔓延》也不错,指出了当下文化的犬儒化和无聊化。《党史纵横》06年1期上《林枫与一二·九运动》指出了运动其实是党领导的。《“文革”期间中国和印尼断交始末》一文也比较有价值。而《中越领导人成都秘密会晤内幕》是我以前只有耳闻不知详情的。博客上近期的争论明显比去年高了一个台阶。“越战创伤”和“过客”、“心慈”等人的水平和理性都不错。有些感情用事的言辞不喜欢,但想起我自己20多岁时也是非常激烈,那时候对革命全盘否定,整天不知天高地厚地嘲笑老一辈革命家,许多关于他们的笑话都是我创作或者改编的,后来有的又流传回我这里。到了80年代末,古今中外的书读遍了,才醒悟自己脱离了土地,脱离了真实的历史,我和周围的广大人民所经历的不是被那样叙述的历史。而全面纠正那些叙述,已经几乎不可能。于是乃知鲁迅真正的悲哀。所有被编写在教材里的历史,都是为正在执政的统治者服务的。要穿透主流的叙述,万分艰难,首先遇到的,就是已经被洗脑的一知半解的小知识分子。鲁迅的大部分精力便用在搏击这个“无物之阵”上了。而且每个人自身都延续着已往的各种局限和谬误……正如《药》中的夏瑜说出“这天下本是我们大家的”之时,首先给他一个嘴巴的是阿义,茶馆里的客人们都认为他发疯了,用今天的话说,是“连起码的良心和常识”都丧失了。而今天的“常识”比已往更加可怕。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去体会什么是“夜正长,路也正长。”所以不用着急,毛泽东的毛病之一是过于着急。他学鲁迅还没有学到家,学孔子也不对路。毛的精神遗产是需要几代人去重新加以批判性的整理的吧。那么朋友们也不必着急啊,今天说不明白,明天再说呗。我打算以后两三天来一次博客,因为要准备下学期的课了。刚刚校对完一部《20世纪通俗文学史》的书稿,觉得自己做事还是不成熟。离45岁还远着哪,我且歇息歇息吧。生命在于静止。阿门!

去年冬季赴苏访问,到现在整整一年,许多经历和印象,在我的心里,却越来越新鲜越深刻了。

  关于文学和艺术的见闻:我应该追述得远一些。对于国外的优秀的文艺书籍,我读得很少,在我读过的这很有限的书籍里面,俄罗斯和苏联的作品占着很大的比重。现在,已经不能说出,我最初接触的那篇传播着伟大的心灵的声音的文章,究竟是一个什么题目;但我记得,它是托尔斯泰的一篇短小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能够感动幼年心灵的非常成功的故事。

  当我进到中学的时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风暴,正在我的祖国的中南部兴起。在革命受到暂时的挫折的时候,有大批的革命的出版物,涌现在这个北方的小城市。像那时的许多青年一样,因为一种比较朦胧的觉醒,我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哲学的著作。因为它的引导,我进一步读了无产阶级的文学理论。这些理论,使我接触到比那些经典的哲学著作更为实际的革命的内容。我读起来也觉得好懂些,更有兴味。

  我尽量购买和阅读这些书籍。那时,在这个小城市里有一家偷印别人家出版物的印刷厂。印刷厂的主持人,后来听说被人家控告下狱。他翻版的书,数量很大,传播到了北方的各个城镇,甚至乡村,而且大都是革命的书籍。这个印刷厂在传播革命的种子上,是有些功绩的。

  这些书除去理论以外,还介绍给我苏联的新兴的作家。我最初读的是曹靖华翻译的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和爱伦堡的《烟袋》。拉甫列涅夫的简洁的叙事诗的风格和草原的热风一样的感人的力量,使我非常爱好。爱伦堡的短篇《烟袋》所包含的强烈的、真实的革命的激情,震动了我,我一直保存这本书,直到我参加了抗日战争,后来把它遗失在战场上了。

  我也很喜爱聂维洛夫的作品,他写的多是农村的故事。他的《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在抗日战争初期那样艰苦的时候,我们用石印翻印了,供给根据地的军民阅读。根据的原本,就是我的书。

  我最初读到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毁灭》,是它在《萌芽》月刊上连载的时候,后来我又买到一本翻印本,我很想得到一本原版印本,但一直没有得到。

  这时我从这个中学里毕业了。既没有升学的机会,也找不到职业,我在北京流浪着读书。有一位当时出名的体育家,介绍我到一个市政机关里当小职员,我住在宣武门里一个尼庵里。那时宣武门大街西便道上,有很多旧书摊,我每天下班回来,就逐摊涉猎,总要买一两本书回到公寓里,夜晚阅读。这一时间,我读的书较多也较专心,其中大部分也是苏联的作品。

  我读了肖洛霍夫的短篇《死敌》这是反映苏联革命时期农村尖锐的斗争的作品,不久,我买了立波翻译的他的长篇《被开垦的处女地》。

  这时我已经到白洋淀附近的一个小学里教书了。我的宿舍在临街的楼上,每天可以看见那些早起晚归的农民们。肖洛霍夫多方面的革命的经验,他所继承的托尔斯泰的广泛的深厚的艺术天地,他对农村的美丽的抒情描写,他长时期居住在乡村的生活,都引起我的仰慕。

  我每逢星期日就跑到河边一家邮政代办所,汇钱到上海买书。关于伟大的高尔基的作品,我最初读的巴金翻译的《草原上》,这时我又读到了由瞿秋白翻译的那些著名的,热烈的,充满无限革命哲理的短篇。

  在这个小镇,我在教课的闲暇,开始阅读了俄罗斯古典的文学作品,从普希金开始。我把普希金诗一样的文字,摘录出来,挂满我的房间。阅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调到阜平山地工作的时候。那时我参加了晋察冀通讯社的工作,编辑一种刊物叫《文艺通讯》。

  这是敌后最初建立的新闻机构中间的一个,机关最初设在阜平的城南庄,后来搬到三将台。我们的工作刚开始,生活十分艰苦,但我们迫切地需要学习,我们把爱伦堡的通讯,当作课文来研究。在山地工作的那几年,我还读了屠格涅夫的书。

  因为特殊的爱好屠格涅夫的明朗的意味深长的抒情的风格,我后来读了所有他的长篇的中文译本。一九四四年,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一间小窑洞里,我读了契诃夫的剧作,也是因为爱好他的单纯的抒情。

  总之,我在文学方面所受的教育,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俄罗斯和苏联那里来的。这也是鲁迅先生的教导,他介绍什么,我就学习什么。去年,我们访问产生和教养了这样多的星斗天才的伟大的国家。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我们都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参观了很多文学艺术的博物馆,对于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些对中国文学、中国人民有重大影响的作家的事迹,我们了解得更切实了。在正在扩充修建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博物馆里,热情地给我们讲解的,是值得尊敬的女性,作家的夫人。在托尔斯泰博物馆,那些年老的女馆员,对我们讲解托尔斯泰的时候,好像叙述她们的亲人,又好像对年幼的一辈叙述着老年一辈的光荣。她们唯恐我们听不懂,受不到教育。在高尔基文学研究所,那些来自苏联各个共和国的男女青年,对待我们好像兄弟。在卓娅求学的那个中学校里,女孩子们读过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她们和康濯合拍了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

  在托尔斯泰的故乡的园林里,我们踏着厚雪,留连了一天的时间。

  我们站在那些参天的树木中间。在这里,我只是一棵小草,回忆着幼年以来学习文学的经历。在这无限广阔,滋养丰富的园林里,震响着惊心动魄的风声。它把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拯救苦难人民的坚强意志,吹向世界的四面八方。我庆幸:虽然幼稚,但很早就受到了它的阳光的照抚,吸引和推动。

  195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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