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内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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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妮雅刚刚在那浓烟弥漫的巴黎火车站下了火车,那种惯有的奴隶压迫感忽然离开了她,她的肩膀舒展了,心脏和肺叶都觉得舒服,呼吸到自由国度的空气,这在玛妮雅还是头一次。玛妮雅住进了布罗妮雅的家。

  在9月间,玛妮雅启程返回华沙,14个月的漫游,使她眼花缭乱。她回到她家新搬的住房,这所房子就座落在她学习过的中学校旁边。

  因为她很兴奋,她觉得事事无不稀奇:在行人道上逍遥散步的人们能用他们愿意用的言语说话,是稀奇事;书店能不受限制地卖世界各地的书籍,也是稀奇事而最稀奇的,乃是那些微微斜向市中心的平直大路引着她,走向一所大学敞开的大门。

  她很爱她的父亲。他是她的保护者,是她的教师,而且她几乎相信他无所不知。

  这是一所多么著名的大学啊!这所最著名的大学,几世纪以前人们就把它形容作“宇宙的缩影”, 路德说过 :“最著名、最杰出的学校是在巴黎,它叫做索尔本!”

  父亲身为一家之主,维持收支平衡已经够困难的了,居然还找出时间来看他很费力得来的出版物,以充实自己的科学知识。他觉得有许多事都是理所当然的;应该赶上化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应该知道希腊文和拉丁文,除了波兰语和俄语之外,应该还能说法语、英语、德语,应该把异国作家的杰作用散文或韵文译成本国语言,应该自己写一些诗——他把他写的诗都小心地抄在一本黑绿两色封面的学生练习本里 :《生日赠友》、《为婚礼举杯》、《致旧日的学生》每星期六,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他的儿子和三个女儿,晚间都在一起研究文学。他们围着冒热气的茶炊闲谈,这个老人背诗或朗读,儿女们都入神地听着;他已经秃顶,一点点灰白胡子使他温和的胖脸显得长一点;他有非凡的口才。一个星期六又一个星期六过后,过去的名著就这样由一个熟悉的声音介绍给了玛妮雅,以前这个声音说神话给她听,念游记给她听,或是教她读《大卫·科波菲尔》。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总是打开书一面看,一面就毫不困难地用波兰语重述出来。现在,仍是那个声音,只因为在中学里教课太多,哑了一点,向四个注意听着的青年,高声朗诵浪漫作家的作品。在波兰,这些作家是描写奴役和反抗的诗人:斯洛伐茨基、克拉新斯基、密茨凯维支!这个教师翻着那些用旧了的书籍,其中有几本,因为俄皇禁止出版,是秘密印的。他高声朗读《塔杜施先生》中气壮山河的长独白和《科尔第安》中的沉痛诗句玛妮雅永远忘不了这些晚上:幸亏有她的父亲,她才能在一种不多见的发展才智的良好气氛中成长,而这在一般女孩是很少有的。有一种很强的联系使她依恋她的父亲,他以极动人的努力,设法使她的生活有兴趣、有吸引力。而她对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的关切之情,也使她猜到了,在他的平静的外表下暗藏着多么秘密的苦痛。这是一个鳏夫的不能自慰的悲哀,一个不得不从事次等工作的受迫害的职员的忧愁和一个谨慎人的懊悔,因为他仍在责备自己不应该作那次倒运的投资,而耗尽他的有限财产。

  这次经历简直就是一篇神话,那辆缓慢、颠簸而且寒冷的公共马车,无异于一辆魔车,正把这个可怜的金发公主由她的贫寒住处送到她梦里的宫殿去。

  玛妮雅在16岁的时候,就知道了补习教师的辛劳和卑屈:在雨天和冷天穿过市区,走很远的路;学生常是不听话或懒惰的,学生家长往往让人在有穿堂风的门厅里等很久。或者只是由于疏忽,到月终忘了付给应付的几个卢布,而这个教师是急需钱用,算准了在那天早晨一定能拿到的!

  这辆四轮马车走过塞纳河,周围的东西都使玛妮雅心醉:那条雾蒙蒙的河的两个支流,那些庄严而又优美的岛屿,那些古迹,那些广场,在左边的圣母教堂的那些塔。走上圣米雪尔大道的时候,驾车的马放慢了步伐,一步一步地走着。就是那里!到了!这个女学生拿起她的皮包,提起她那沉重的毛料裙子的裙褶,匆忙中,她不留意撞了邻座的一个人,她羞怯地用迟疑的法国话道了歉。然后,由车顶急急走下梯级,到了街上,脸色紧张,向那座宫殿的铁栅跑去。

  为了生活上的需要,她勇敢地接受了私人授课的劳苦生活;但是她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热烈而且秘密的生活。有许多梦想在激动她,与当时当地所有的波兰人一样。

  这座知识殿堂中,在1891年的时候,样子很特别,六年以来索尔本一直在改建,现在像一条正在换皮的巨蟒。在那很长的、颜色很白的新正面后边,邻近黎塞留时代的老朽建筑的工地上,不断传出鹤嘴锄的撞击声。这种忙乱情况,使学生们的生活增添了一种别致的混乱。在工程进行中,由一个教室移到另一个教室上课;在圣雅克弃置的旧屋里,不得不设了几个临时实验室。

  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回到华沙之后不久,结交了一些热心的“实证论者”。 有一个女子,皮亚塞茨卡小姐,给了玛妮雅很大的影响,那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中学教师,金栗色的头发,很瘦而且很丑,可是很讨人喜欢。她钟情于一个叫做诺卜林的大学生,他因为政治活动新近被大学开除。她对于近代学说,有着热烈的兴趣。

  这个青年女子,用她一卢布一卢布积蓄起来的一点钱,取得了听课的权利;她可以由布告上的复杂时间表里列着无数课程中,选她愿意听的课。她在那些“实验室”里有了自己的位置;那里有人领导,有人指导,她可以不必盲目摸索着运用各种仪器做简单试验了。玛妮雅现在是理学院的学生了。

  玛妮雅起初很胆小,有一点怀疑,后来被她朋友的大胆意见征服了。她和姐姐布罗妮雅和海拉以及同伴玛丽亚·拉可夫斯卡,一起参加了“流动大学”的定期聚会:有一些仁厚的教师讲解剖学、博物学、社会学,给想提高文化的青年听。这些功课都是秘密讲授的,有时候在皮亚塞茨卡小姐家里,有时候在别的私人住宅里,这些学生每次八个或十个聚在一起写笔记,传阅小册子和论文。一听见极小的声音,就都颤抖起来,因为若被警察发觉,他们就都不免下狱。

  事实上,她已经不再名叫玛妮雅,也不名叫“玛丽亚”了,她在入学注册单上是用法文写的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但是因为她的同学不会说“斯可罗多夫斯基”这个很难说的字,而这个波兰女子不肯让人随便叫她玛丽,她就很神秘地没有名字。一些年轻人在那个回音很响的走廊里,常常遇着这个女子,衣服穿得朴素寒俭,脸上神气沉静严肃,头发柔软而且光亮;他们都觉得惊讶,转过身来,彼此问着 :“这是谁?”回答总是空泛的 :“这是个外国人她的名字简直没法儿念!上物理课的时候,她永远坐在第一排她不大说话”那帮年轻人都用眼睛追随她,直到她那优美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然后说了一句结论 :“美丽的头发!”

  流动大学的任务,不只是补足从中学校出来的少年的教育。这些学生听讲之后,还要从事教学工作。

  有很长的时候,索尔本的学生们,只认识他们这个不与人交往的同学的金色头发和斯拉夫式的头。

  玛妮雅受了玻亚塞茨卡小姐的鼓励,去教平民妇女。

  但是此刻这位青年女子对这些青年男子不感兴趣。

  她为一个缝纫工厂的女工朗读,并且一本本地搜集波兰文书籍,聚成一个小图书馆,供女工们使用。

  她被几个严肃的先生迷住了,这些人的头衔是“最高学府的教授”, 她要夺取他们的秘密。依照那个时代的可敬的规矩,他们上课都打白领带、穿黑礼服,衣服上总带着粉笔灰。玛丽就看着这些庄重衣服和灰色胡须过日子。

  谁能想象得到这个17岁的青年女子的热诚?她的童年是在她崇拜的神秘物品——她父亲的物理仪器面前度过的;在科学“时兴”以前,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已经把他对于科学的热烈好奇心传给她了。但是那个世界还不能满足急躁的玛妮雅的需要,她跳入世界上别的知识部门:要认识奥古斯特·孔德!也要研究社会进化!玛妮雅不只梦想学数学和化学,她要改革既定的秩序,她要启发人民大众以她先进的思想和宽厚的灵魂来说,她纯然是个社会主义者,然而她没有加入华沙的社会主义学生团体;她热爱波兰,认为为祖国效力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前一天是李普曼先生的课,极有分量,极有条理。

  当时她还不知道她要对这些梦想作出选择。她把她的民族意识、人道主义思想和在智力方面发展的势望,都掺杂在一种兴奋的心境之中了。

  昨天她听布提先生讲课,他那像猿猴的头里装满了科学的宝藏。玛丽愿意听所有的课程,愿意认识那张白纸布告上列着的23位教授。她觉得似乎永远不满足她心里的焦渴。

  矛盾得很!这个“解放了的女孩”为了表示轻蔑艳冶,刚把她那极美的金栗色头发差不多齐根剪去,就暗自叹息,并且把一些动人而没有什么意义的诗句完整地抄录下来。

  在开始几个星期里,她遇到了一些没有料到的障碍。她认为自己精通法文,她错了;常有整个句子因为说快了听不清楚。她认为自己受过充分的科学教育,能够轻易地跟上大学的功课;但是她在“普沙兹尼士附近斯茨初基”那个乡下地方独自进行的研究,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通信得来的知识,在“工农业博物馆”里碰运气做的实验,都不能代替巴黎中学毕业生的扎实的教育,玛丽发现她在数学和物理学知识上有极大的缺陷,为了要得到她时时刻刻羡慕着的理学士的华贵头衔,她必须努力用功!

  玛尼雅与玻亚赛茨卡这个“实证的理想主义者”

  这天是保罗·阿佩尔讲课,解释很清楚,说法很别致。玛丽到得很早。这个波兰女子坐在凳子上,脸上带着赞赏的微笑,她那饱满的宽宽的前额下面,极浅的灰色眼睛发出幸福的光芒。怎么会有人觉得科学枯燥无味呢?还有什么东西比支配宇宙的不变定律更醉人?还有什么东西比发现这些定律的人类智慧更神妙?这些非凡的现象,以和谐的原则彼此联系;这种次序,表面上无次序而实际上有次序;与它们相比,小说显得多么空虚,神话显得多么缺乏想象力啊!

  在一起,用许多时间试图作出自己的前途计划。不幸得很,阿斯尼克和勃兰戴斯都没有给她们指点办法,能在一个大学不收女生的城市里求得高深学问;也没有给她们什么神方,能够靠教半卢布一小时的课就很快地积蓄一笔财产。

  这个青年女子的灵魂中涌现一种冲动,要向那无穷无尽的知识前进,要向物质和物质的规律前进;只有爱的感觉能与她这种感觉相比拟。

  天性慷慨的玛妮雅十分忧伤;这个原是一家中最小的孩子,却觉得对大于自己的人的前途负有责任。

  “我拿起太阳来,再扔出去”

  约瑟夫和海拉幸而不用她担心,那个青年即将成为医生,那个美丽而且性情激烈的海拉正在为要作教授还是作歌唱家而迟疑不决,她一面尽力地唱,一面获得文凭,同时拒绝一切人的求婚。

  听见一位安详庄严的学者说这样短短的一句话,以前那些年的挣扎和受苦都是值得的了。

  玛妮雅生性要先人后己,布罗妮雅明显的焦心和沮丧,成了她时刻在念的忧虑。她忘了自己的抱负,忘了自己也迷恋那个希望之乡,也梦想走1千公里路到索尔本去满足她的求知欲,然后带着宝贵的行李回到华沙,在亲爱的波兰人中间,谦虚地从事教学工作。

  玛丽感到幸福极了。

  她之所以如此关心布罗妮雅的事业,这是因为有一种比血统还要强的联系,使她亲近这个青年女子。

  玛丽热烈地投向新生活为她提供的一切。她如饥似渴地用功,并且发现有了同伴的愉快,发现大学学习造成的团结一致的愉快。但是她仍很羞怯,不敢与法国人结交,而只与自己的同胞为伍。

  自从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去世后,布罗妮雅的友爱给了她像母亲一般的帮助。在这个很团结的家庭中,这两姐妹彼此最亲近。她们的天性真是相得益彰,姐姐的处事才识和经验令玛妮雅折服,所以日常生活的小问题无不拿去请教。比较热烈而又比较胆小的妹妹,是布罗妮雅年轻又非凡的伴侣,她有一种感恩的感觉,有一种负债的渺茫观念,因此她的爱更为深厚。

  这些贫穷的青年人组织聚会和圣诞夜餐会,一些好意的厨子给夜餐会做华沙菜:浅紫色的热巴尔什茨、磨菇白菜、塞肉的白斑狗鱼、罂栗子糕、几杯伏特加、很浓的茶还有戏剧表演,由一些业余演员表演喜剧和正剧。这些晚会的节目单是波兰文印的!用象征的图画作装饰:在白雪覆盖的原野上有一所茅屋,底下有一个顶阁,里面有个沉思的男孩在低头看书末了是个圣诞老人由烟囱向一个实验室里倒科学书籍。

  1885年9月的一天早晨,这个沉默寡言的青年女子,在一个职业介绍所的前厅里等着轮到她;她穿了她的两件衣服中最朴素的一件,在褪色的帽子底下,她那留了几个月的金色头发是尽力用发针扣紧的。

  前面是一个空钱袋,一些老鼠正在咬它玛丽参加了这些庆祝。她没有工夫学扮演或在喜剧里担任角色,可是在雕刻家瓦斯科夫斯基举办的爱国晚会中,她被选为舞台造型《波兰打破枷锁》的主角。

  女教师不能留短头发,女教师必须端庄、平常,外表要和一般人一样。

  那天晚上,这个严肃的女学生成了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女子。她穿了一件老式的衣服,周身垂着民族色彩的长纱,金色头发从她那斯拉夫式坚定的脸庞两边披下来,随意地垂在她的两肩。那些波兰亡命者,在这折纹重叠的石榴布料的衣裳里看见了他们民族的形象。

  玛妮雅在1885年12月10日写给她表姐亨利埃特·米哈洛夫斯卡的信中说:“亲爱的亨利埃特:我们分手之后,我过的是犯人的生活。你已经知道,我找着了一个位置,是在律师B 家里当教师;连我最恨的仇人我都不愿意叫他住在这样的地狱里!结果我和B 夫人的关系变得十分冷淡,我甚至不能忍受下去,就对她这样说明了;因为她对于我也正如我对于她一样‘亲热’, 所以我们彼此极能了解。” 她生长在非凡的人们中间,她身边有3个拿到文凭和奖章的青年,他们和她一样,都聪明,都有生气,而且都热心工作;所以这个未来的玛丽·居里并不显得格外出色。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中,过人的天赋很快就可以表现出来,可以引起惊讶和称赞;可是在这一家,约瑟夫、布罗妮雅、海拉、玛妮雅一起长大,彼此竞争着求学问,都富有能力和知识,当然没有人能从这些孩子中间的一个身上,看出伟大人物的征兆,没有人被她那初现的光辉所感动。没有人想到玛妮雅的本质会和她的哥哥姐姐们有所不同,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过。

  在布罗妮雅家的一场家庭紧急会议决定玛丽搬到拉丁区去住,靠近大学、实验室和图书馆。德卢斯基夫妇坚持要借给这个青年女子几法郎,作为搬家费用。

  她把自己与家里的人作比较的时候,谦逊得几乎近于卑屈。但是在她的新职务把她引进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时候,她的优越性就光芒四射了。他离开了B先生家中的家庭教师职位。

  第二天早晨玛丽就开始找房,去看每一所出租的顶楼。

  1886年1月1日,玛妮雅在严寒中起程,这一天是她一生中的残酷日子之一。她勇敢地向她父亲告辞,又去普沙兹尼西附近的Z 先生家当家庭教师。

  她离开屠宰场区的住房,觉得很懊恼;这个地方的风景虽然很平庸,房子里却充满了温情、勇敢和善意。玛丽和卡西密尔·德卢斯基的感情像是兄妹,这种感情终身不变。玛丽和布罗妮雅之间,许多年前就已经产生了一种很伟大的精神:牺牲、忠诚、互助。

  她上了火车。忽然间,一种莫名的孤寂感向她袭来。

  布罗妮雅正怀着孕,身体很沉重,仍然亲自捆扎她妹妹的一点可怜的所有物,把它们堆在一辆手车上,以便短途搬运。然后,卡西密卡和他的妻子又上了那著名的公共马车,由一辆马车的顶层换到另一辆马车的顶层,隆重地伴送“小东西”到她的学生住房去。

  这个18岁的女孩,突然恐慌起来。玛妮雅坐在这辆笨重的把她送到异乡去的车子里,羞怯和恐怖使她颤抖。假如这个新雇主还和从前那些雇主一样,该怎么办?若是在她走了之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患病,可怎么好?她还能再看见他不能?她是不是作了一件很蠢的事?十个、二十个令人痛苦的问题袭击着这个少女。她紧靠车窗,在茫茫的暮色中含泪凝望着在白雪下面沉沉入睡的原野向后飞驰。眼泪刚用手擦干,就又流了出来。

  她的生活实在也不得不像修道士的生活那样简单。

  Z 先生是个著名的农学家,精通新技术,管理200公顷甜菜的种植。他拥有制糖厂的一大部分股票。

  自从玛丽自动放弃了德卢斯基家供给她的食宿,就不得不自己支付所有的费用。她的进款分成一小笔一小笔来支出,她有一点积蓄,她父亲给她每月寄来40卢布。

  和别的一些人家一样,这一家最关心的事就是工厂。

  在1892年,一个异国女子怎么能够一个月只用40卢布在巴黎过不太难堪的生活呢?这只合三个法郎的一天,而她必须支付自己的衣、食、住、书籍、纸墨等费用,还须缴大学学费。这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从来还没有一个问题是玛丽不能解决的。她有意地把分心的事都从日程中除去,不参加朋友聚会,不与别人接触。同样她断定物质生活毫不重要,认为这种生活并不存在。依据这种原则,她给自己安排一种斯巴达式的不近人情的奇趣的生活。

  玛妮雅关窗户的时候自己想 :“罢了!我的运气不算坏!工厂确实是不好看,可是也因为有了它这个小地方才比别处活跃;时常有人从华沙来,也有人到华沙去。制糖厂里有一个给工程师和管理员预备的小住所,并不讨厌,可以到那里去借杂志和书籍。Z 夫人脾气不好,但是并不是一个坏女人;她对待女教师不甚苛求,那无疑是因为她自己也当过女教师,而且她的好运气来得较快。她的丈夫很好,她的大女儿是一个天使,别的孩子也都还不至于叫人受不了。我应该认为自己的运气不坏!”

  福拉特路,柏特华雅大道,佛扬替纳路所有玛丽住过的屋子都同样便宜,同样不舒服。第一处是在一所带家具的破旧房子里,许多学生、医生、附近驻军的军官住在里面。后来这个青年女子要得到安静,便租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住房的顶楼,像是仆人的住房。她用15或20法郎一个月找到那样极小的一间屋子,斜屋有一个天窗透进光线,而且由这个“鼻烟匣”向外望,可以看见一方天空。屋里没有火,没有灯,没有水。

  一个孤独的年轻女教师可以写很多信,只求有回信,信里有城里的消息。日月慢慢地流逝,玛妮雅按时对亲属叙述她拿工资的生活状况,在这种生活的卑微职责中,交替而来的是“伴侣”的钟点和尽义务的娱乐。

  玛丽用她所有的东西布置这个地方:一张折叠铁床,上面铺着她由波兰带来的褥子;一个火炉,一张白木桌,一张厨房里用的椅子,一个脸盆;还有一盏煤油灯,上面罩着值两个苏的灯罩;一个水桶,她用来到楼梯平台的水龙头那里去装水;一个碟子大小的酒精炉,三年里她就用它做饭;两个碟子,一把刀,一把叉,一个汤匙,一个杯子,一个有柄平底锅;最后是一把开水壶和三个玻璃杯。德卢斯基夫妇来看她的时候,她就照波兰规矩,用这三个玻璃杯倒茶。在她接待客人的时候还是很殷勤的。

  她写信给她的父亲,给约瑟夫,给海拉,给亲爱的布罗妮雅,她写信给中学的同学卡霁雅·普希波罗夫斯卡,她也写信给表姐亨利埃特。亨利埃特已经结婚,住在利沃夫,仍是一个激烈的“实证论者” 。她坦率地把自己多虑的思想、自己的失望和希望,告诉她的表姐。

  她没有仆人,一天来一小时打扫屋子的女工费用,已远远超过她的支出预算。在琐碎的实用专长方面,她只会一件事——缝纫。

  这个青年女子每天在泥泞的道路上遇到一些农民,一些衣衫褴褛的男孩和女孩,在他们那大麻纤维似的头发下面,都是一张张顽钝的脸,她想起一个计划来。

  玛丽不承认自己会冷会饿。她不去烧那装着弯曲烟筒的火炉;在写数字和方程式的时候,她不知不觉地手指渐渐麻木,两肩也颤动起来。有一碗热汤,有一块肉,她的体力就可以恢复;但是玛丽不会做汤!

  为什么不把她认为宝贵的进步思想观点,在斯茨初基这个极小的天地里实行呢?去年她梦想过要“启发群众”, 这是极好的机会!村里的儿童大部分不识字,进过学校的人真是少极了,也只学会了俄文字母。若是秘密设波兰文课,使这些幼稚的头脑觉悟到自己民族语言和民族历史的美,那该多么好!

  她不能用一个法郎再费半小时工夫去做肉片!她差不多没有进过肉铺,更不用说饭馆,那太贵了。一连几个星期,她只吃抹了黄油的面包,喝茶;当她想打一次牙祭的时候,她就到拉丁区的一家小饭店去吃两个鸡蛋,要不然就买一块巧克力糖,或者一个水果。

  她把意见告诉Z 小姐,Z 小姐立刻赞成,并且决定帮助她。

  这种饮食,使几个月前离开华沙时气色很好的健壮女子很快就患了贫血。她时常由书桌前一站起来就头晕,刚刚抢到床前躺下,就人事不省。醒过来的时候,她自问为什么昏过去;她觉得自己有病,但是她对于疾病也和对于别的事情一样,极为轻视。她一点没有想到,她是因为身体虚弱而晕倒的,也没有想到她唯一的病乃是饥饿。

  玛妮雅为了使她的热情冷静下来,对她说 :“你细想一想罢,若是被人告发了,我们都会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

  她不向德卢斯基夫妇夸说这种绝妙的生活办法。

  但是勇气比什么都更有感染力,玛妮雅在布朗卡的眼睛里看到了热诚和决心。只要得到家长的允许,就可以开始在那些茅屋里谨慎地宣传。

  每次她去看他们,他们问她烹调手艺进步如何,问她每天的食谱,她总是以单音字回答。若是她的姐夫说她气色不好,她总坚持说是因为用功过度——事实上,她也确认为这是唯一使她疲倦的原因。然用,用一个表示不关心的手势,推开这些忧虑,开始和她的外甥女玩,这是布罗妮雅的女儿,她很爱这个小孩。

  玛妮雅不仅要听安霁亚结结巴巴地背课文,要教布朗卡做功课,等这些事都做完之后,这个勇敢的女子还要上楼去,在自己屋子里等着;楼梯上响起小靴子的响声,夹杂着赤脚走梯级的轻轻的脚步后,她知道她的学生到了。她借了一张松木桌子和几把椅子,以便他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学习写字。有七八个老实青年坐在这间石灰墙的大屋子里的时候,玛妮雅和布朗卡仅能维持秩序,并且帮助那些写字完全失败的学生。他们焦急得吸鼻涕并且喘气,拼不出一个难记的字来。

  可是有一天,玛丽在一个同伴面前晕倒了,那个女子赶紧跑到德意志路去。一小时后,卡西密尔登上楼梯,进了顶楼。这个青年女子,面色有点苍白,已经在读第二天的功课了。他检查他的小姨,尤其注意察看那干净的碟子和空的平底锅,在全屋子里只找到一种食物:一小包茶叶。

  这些都是仆人、农民、糖厂工人的子女,他们都围在玛妮雅周围。他们身上有一股不很好闻的味道。

  最后玛丽不得不说实话了:从前一天晚上起,她只啃了一把小萝卜和半磅樱桃。她用功到清晨三点钟,睡了四小时,就到索尔本去。她回到家里,吃完剩下的小萝卜,然后就晕过去了。

  他们当中有一些是不用心或愚顽的,但是他们大多数的明亮眼睛里,都有一种天真的热烈愿望,希望有一天会作读书、写字这些神奇的事。她想这种微小的目的达到了,白纸上的黑字忽然有了意义,孩子们有了自负的欢呼,坐在屋子一头看上课的不识字的父母惊奇赞叹的目光,这些都使这个青年女子的心紧缩起来。

  20分钟后,玛丽一口一口地咽下卡西密尔命令给她预备的药:一大块带血的烤牛肉和一盘油煎的脆马铃薯。好像奇迹一般,她的脸上有了血色。当晚十一点钟,布罗妮雅亲自到她给妹妹放了一张床的屋子里去熄灯。几天工夫,因为吃得好,照顾得好,玛丽经过适当治疗,体力恢复了。然后,牵挂着快要举行的考试,她又回到了楼顶,答应他们说她从此懂事。

  她想到这些粗野的人里也许藏有天才。她对这个愚昧的海洋,觉得自己软弱已极,无能为力!

  但是,第二天她又开始喝风过日子。

  这些小农民决不会料到“玛丽亚小姐”常常忧郁地考虑到他们自己的无知。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教师梦想再去当学生,不知道她不愿意教而愿意学。

  一个学士学位是不够的!玛丽决定考两个学位:一个物理学学位,一个数学学位。她以前订的要求很低的计划扩大并且充实起来,其速度快得她都没时间、更没有胆量向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透露。这个好人正在焦急地等着她回波兰,而且是在渺茫地感觉不安,他养育大了这个独立自主的女孩,她服从与牺牲了许多年,现在毛羽一丰就自己飞了。

  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最希望能到法国去求学。

  无论玛丽如何不爱交际,每天总不免要遇到一些人。有些小伙子对她很友善而且真挚。在索尔本,外国女子是很吃香的。这些贫苦女子差不多都有天才,她们由很远的地方到龚古尔兄弟称做“学问的奶娘”

  法国的声誉使她着迷。柏林和彼得堡都是在波兰的压迫者统治下。法国珍视自由,法国尊重一切情操和信仰,而且欢迎所有不幸的和受迫害的人,无论这些人是由什么地方去的。

  的大学来,很引起法国青年的同情。这个波兰女子被笼络住了,她发现她的同伴大多数都是“苦学的人”

  Z 先生和夫人的长子卡西密尔,由华沙回到斯茨初基来度假,在几个长假期之后,他发现家里有一个家庭女教师,跳舞跳得极好,能划船,能滑冰,聪明娴雅,即席赋诗能像骑马或驾车一样地不费事,她与他认识的青年女子不同——完全不同,不同得出奇!

  ——都尊重她,而且愿意对她表示亲切,甚至于愿意极端亲切玛丽一定很美,因为她的朋友迪金斯卡小姐有一天甚至于威胁着要用她的伞,打开那些围着这个女学生的过于殷勤的爱慕者!迪金斯卡小姐是一个很可爱的热情女子,自告奋勇充当了玛丽的护卫。

  他爱上了她。而玛妮雅,在革命观念底下藏着一颗容易感动的心的玛妮雅,也爱上了这个很漂亮而且不很讨厌的学生她还不到19岁,他只比她大一点,他们计划结婚。

  这个青年女子让迪金斯卡小姐去抵御那些她不感兴趣的主动接近者,她自己则去接近那些不献殷勤并且可以一起谈功课的人。她在一堂物理课和一次实验中间,同那已经是教授的保罗·潘勒维闲谈,同让·佩韩和查理·谋汉——法国科学界的两个未来领袖谈话。这种交情是疏远的,玛丽没有工夫结交朋友和谈情说爱,她爱的是数学和物理学她的头脑很精确, 智力惊人地清晰, 没有任何“斯拉夫式”的混乱能破坏她的努力。支持着她的是一种铁石般的意志,一种求完善的狂热情趣,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固执。她有步骤地、耐心地达到她自己的目标;1893年,她先得到了物理学学士学位;1894年,她又得到了数学学士学位。

  看起来似乎没有阻碍他们结合的事情。玛妮雅在斯茨初基虽然实际不过是“玛丽亚小姐”, 不过是孩子们的女教师,但是所有的人都对她很亲切:Z 先生和她一起在田野里作长途散步;Z 夫人爱护她,布朗卡崇拜她。Z 家的人对她特别恭敬,他们有好几次请她的父亲、哥哥、奶奶到这里来。到她的生日,他们送她鲜花和礼物。

  七月到了,激动、匆忙、可怕的磨难,在那几个折磨人的早晨,玛丽同30个学生关在考场里,觉得神经紧张, 字都在她的眼前跳动, 有好几分钟工夫她不能读那与命运有关的题纸,不能认清一般考题和“讲义考题”的词句。考完之后,就是等候的日子,要按照成绩优劣,在梯形教室里宣读。玛丽挤在里面,与同考的人和学生家属混杂一起,等候主考人进来,一直被人挤着,推来推去。忽然安静下来了,她听见头一个念了自己的名字: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

  因此卡西密尔不甚恐惧,差不多有把握地问他的父母是否赞成他和玛妮雅订婚。

  没有人猜想得到她的激动。她从同伴的贺喜声中脱了身,从人群中逃脱,跑远了。现在假期已经开始,回波兰的时候到了,回家的时候到了。

  回答倒很快,父亲大发脾气,母亲几乎晕过去。

  贫寒的波兰人回家,是有固定的规矩的,玛丽都一一遵行了。她把床、火炉、用具都存放在一个夏天还有钱在巴黎留着住屋的同胞那里。她退掉自己住的顶楼,在永远离开它之前,她把它完全打扫干净,向她不会再见到的守门妇告别,买了一些预备在路上吃的食物,然后,计算一下她还剩多少钱,走进一家大商店去买一点小摆设和一条围巾出国的人带钱回家是可耻的!伟大的习惯、最高的礼节、法律,都要人用完所有的钱给家里的人购买礼物,然后一文不带在巴黎北车站上车。这不是聪明办法么?两千公里之外,在铁轨的那一端,有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约瑟夫和海拉,有一个家,有饿了可以任意吃饱的食物,还有一个女裁缝,只要花几个格罗齐就可以剪裁并且缝制衬衣和厚毛料衣服;这些衣服是玛丽11月回索尔本的时候要带去穿的!

  他,卡西密尔,他们这家的孩子,竟会选中了一个一文莫名的女子,选中了一个不得不“在别人家里”做事的女子!他很容易娶到当地门第最好而且最有钱的女子!他疯了么?

  但是每次到了秋天,玛丽必然产生同样的忧虑:那里去筹钱?怎样回到巴黎?40卢布接着40卢布,她的积蓄已经用完了;而且她一想到她的父亲为了要帮助她,连小享受都放弃了,就觉得十分惭愧。

  转眼之间,在这个一向自夸把玛妮雅当作朋友看待的人家里,社会界限竖立起来了,无法越过。玛妮雅不能作出离开Z 家的决定,她怕使她的父亲不安,而布罗妮雅的积蓄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记忆中的东西,现在是玛妮雅和她的父亲供给布罗妮雅在医学院求学,她每月给姐姐寄15卢布,有时寄20卢布,这差不多是她的工资的一半。到什么地方还能找到这种待遇?

  到1893年,情形似乎是全无希望,这个青年女子差不多要放弃这次旅行了,这时忽然出现了一个奇迹。

  她与Z 家的人没有直接解释,没有痛苦的争论;那么不如忍受这次屈辱,留在斯茨初基,好像不曾发生什么事一样。

  去年用伞保护她,使她不受爱慕者包围的那个迪金斯卡小姐,现在又给她一次更适当的保护。她确信玛丽的前途不可限量,在华沙用尽一切办法,替玛丽请求“亚历山大奖学金”, 这种奖金是供给成绩好的学生在国外继续深造用的。

  恋爱的结果不幸,智力的梦想失望,物质的景况极其困难。玛妮雅试图忘记自己的命运,忘记自己永远陷进去的这个泥淖。她转向家里的人,不是请求他们帮助,也不是向他们诉苦;每一封信里她都尽量提出劝告,答应给予帮助。她愿意家里人都过上很好的生活。

  600卢布!够用15个月了!玛丽虽然很知道如何替别人求助,自己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求这种补助,尤其没有勇气去办必需的手续。得到之后,觉得眩晕迷惑,赶紧向法国飞去。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拿到养老金之后,开始设法找报酬高的职务。他想帮助他的女儿们。1888年4月,他接受了一个既讨厌又麻烦的位置:管理离华沙不远的斯图德西尼茨地方的一个儿童感化院。那里的空气和环境都令人不愉快,什么都不好,只是工资比较高,这个极好的老人从中提出一部分月薪,供给布罗妮雅求学。

  亚历山大奖学金来得正好!玛丽刻意节省,试着使那600卢布能多维持一些日子,以便在教室和实验室那种天堂里可以多留一段时间。几年之后,全国工业促进协会约请她进行一项技术研究,她又同样刻意节省,从这第一次收入中省出600卢布来,送交亚历山大奖学金委员会的秘书,这个秘书大吃一惊,因为委员会的纪录中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布罗妮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嘱咐玛妮雅不要再寄钱给她。第二件事是请她的父亲此后由每月寄去的40卢布中留下8卢布,用来一点一点地归还她妹妹寄给她的那笔钱。从这时候起,玛妮雅的财产才由零开始增加这个医科学生写信,还由巴黎带来了别的消息。

  玛丽接受这笔奖学金的时候,是把它当作对她的信任的证据,当作信用贷款。在她那坚决的灵魂里,她觉得把这笔钱留得太久是不诚实的,因为这笔钱此刻也许可以成为另外一个贫寒的青年女子的救命圈。

  她正在工作,她的考试很成功,而且她正在恋爱!她爱一个波兰人,叫作卡西密卡·德卢斯基,是她的同学,品质很好,令人喜欢,唯一不方便的特点只是不许他住在俄属波兰,他若回来,政府就要放逐他。

  玛丽后来大概还认识了别的快乐。但是在人与人之间无限亲切的时刻,甚至于在胜利和光荣的时刻,这个永远钻研不怠的学者从来不像在困苦和热心努力中那样自满,那样骄傲;她对她的贫寒引以自豪,把她独立生活于异域引以自傲。她晚上在她那可怜的屋子里灯下工作的时候,觉得她那还很渺小的命运,似乎已神秘地与她最为景仰的高尚生活联系起来了,她将成为过去的伟大的默默无闻的卑微者的同伴。有些人和她一样,他关在光线不足的小屋子里,也是离开他们的时代,才鞭策他们的才智超越已获得的知识范围的。

  玛妮雅在斯茨初基的工作,到1889年也行将结束,从圣诞节起Z 家就用不着她了,她必须另找位置。这个年轻的家庭女教师已经有了一个位置在斟酌中,华沙大实业家之一F 家请她去。这总算是一种改变,而玛妮雅是如此强烈地需要这样的改变!

  这英勇奋斗的四年,并不是玛丽·居里最快乐的日子,但是在她的眼里是最完美的日子,离她仰望的人类使命的极峰最近。一个人若是年轻而且孤独,完全专心于学问,虽然“不能自给”, 却过着最充实的生活。一种极大的热情使这个26岁的波兰女子能够无视她所忍受的贫困,能够安于她的贫贱生活。到后来,恋爱,生男育女,作妻子和作母亲的忧虑,一种繁重的工作的复杂性,将把这个幻想者重新送进实际生活。但是在此刻这个有魔力支配的时期中,她虽然比以后任何时期都穷苦得多,却像一个婴儿那样无忧无虑。她轻松地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翱翔,永远认为那是唯一的纯洁世界,唯一的真实世界!

  这是她初次也是末次遇到奢侈生活!夫人很优待她,所以这种接触并不讨厌;F 夫人被这个“非凡的斯可罗多夫斯卡小姐”迷住了,到处称赞她,并且要她参加所有的茶会,要她参加所有的舞会突然一声霹雳:一天早晨,邮递员送到一封巴黎来信。这封写在四方纸上的可怜的信,是布罗妮雅在解剖室里上两次课之间草草写的;这个高尚的女子提议请玛妮雅下一年到她的新家庭里去住!

  在这样困苦的冒险中,决不可能每天都是极好的日子,常有意料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扰乱了一切安排,几乎无法补救。如不能克制的疲乏,需要治疗的短期疾病,此外还有别的不幸,而且是很可怕的不幸仅有的一双底子有几个破洞的鞋子已经破烂不堪,不得不买新鞋。这就使好几个星期的预算被打乱,这一大笔开销不得不用尽方法弥补,在食物上节省,在灯油上节省。

  可惜布罗妮雅缺少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她太穷了,没有力量为她的妹妹付旅费,不能强迫她的妹妹上火车。后来决定,玛妮雅先履行F 夫人家的聘约,再在华沙住一年。她要在父亲身边生活,她父亲在斯图德西尼茨的职务新近解除了。她可以教课,增加她的积蓄,然后再动身经过了乡间的蛰伏状态和F 家的浮华纷扰之后,玛妮雅又回到她感到亲切的环境中:自己的家,老教师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就在身边,流动大学又对她打开了神秘之门;还有一件无上快乐的,也是极重要的事情:玛妮雅生平第一次进入了实验室!

  或是冬天比较长,七层顶楼上冰冷,冷得玛丽不能入睡。她颤抖着,煤没有了但是这算什么?一个华沙女子会忍受不了巴黎的冬天么?玛丽再点上灯,四周看看,打开那口大箱子,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能穿多少就都穿上,然后再钻进被窝里去,把其余的衣服——她的衬衣和替换衣裳都堆在被上。可是天气还是太冷,玛丽伸出手臂,拉过那唯一的一张椅子,提起来压在成堆的衣服上,给自己一种有重量和暖气的幻觉。她一动不动地等待进入梦乡。这时,水桶里慢慢结了一层冰。

  在克拉科夫大道66号,一个种着丁香花的院子的尽头,有一座两层的小建筑,只有极小的窗户透进光线。这个地方夸大地叫做“工农业博物馆”, 这样虚夸而且含糊的名称,是专为哄骗俄国当局的一个外表,因为“博物馆”决不会引人怀疑!在一个博物馆里教波兰青年学科学,谁也不会加以干涉玛妮雅的表兄约瑟夫·柏古斯基,是这里的领导人。

  到夜间很晚的时候,玛妮雅才遗憾地离开静电计、试管和精密天平,回到家里,脱去衣服,在她的窄床上躺下。但是她不能入睡。一种激动人心的兴奋使她睡不着,这种感觉是她从来不曾有过的;她长久以来不明确的使命,现在就像受到一种神秘的命令驱使那样呈现出来。这个青年女子突然感觉到迫不及待,感到烦扰。玛妮雅把“工农业博物馆”的试管拿在她那美丽的巧手里的时候,就神奇地又回到她童年时期的依稀的回忆中了:想到她父亲的那些物理仪器,那些总放在玻璃匣里不动,而且她总想拿来玩的东西。她已经重新结牢了自己的生命之线。1891年9月,玛妮雅在喀尔巴阡山的察科巴纳度假,她要在那里与卡西密尔·Z 会面。但是在察科巴纳,两个青年人在山中的两次散步中,已经进行了决定性的交谈。由于那个大学生又对玛妮雅吐露他已说过上百次的犹疑和恐惧,玛妮雅产生了厌烦。

  1891年9月23日,玛妮雅由华沙向布罗妮雅写信,请求到巴黎去使精神恢复平衡。

  不久,被褥已经运走,箱子已经托运,这个旅行者还剩下一些各式各样的粗重包裹,这是她在路上的伴侣:三天在火车上的食物和饮料、坐德国火车时要用的折椅、书籍、一袋糖果、一床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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